北漂二十年的底层编剧:电影赚4000万,我心疼60块钱挂号费

影视资讯 2年前 (2022) 番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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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来临前的2019年,全国院线电影票房总计642.66亿元,网络电影分账榜TOP10中,7部影片票房超2000万。

这些庞大的数字使许多人认为,影视圈就像一个掘金场,演员、导演、编剧、制片......跟影视沾边的从业者随便一指就能赚个盆满钵满。

做了10年编剧的朱丁就被视为这样一位“既得利益者”。

尽管这两年行业不景气,他随随便便写的一部剧就杀入了当年网络电影分账榜前三,成为了业内口中“赚了4000万”的朱老师。

但是实际上的他依然只是一个穷北漂,无房无车无保险,看病都心疼60块的挂号费。

有赚4000万的本事却不能使自己脱离贫困,在影视圈里,或许并不矛盾。

北漂二十年的底层编剧:电影赚4000万,我心疼60块钱挂号费

2022年年关降至,这是朱丁连续在北京度过的第三个春节。

疫情成为了部分不想返乡过节的人的借口,这部分人指的是“大龄废物”——“28岁以上,没房没车没结婚。”

朱丁憨笑着对这个自己提出的名词下着定义,看起来毫无悔过之意。

我和他约在青年路大悦城顶楼那家咖啡厅。

朱丁小心翼翼地挖了一勺巧克力慕斯卷进舌头里,但没有点咖啡,“一会儿回去还要赶个稿子,要规避风险。”

这里的风险指的是“偏头痛”,编剧的职业病,但没人对他负责。

6年前,他不到30岁,出差去另一个城市采访退伍军人,拍摄宣传片。

那是个很好的受访者,老人经历颇多但又被岁月打磨得温和,分享欲极强,一顿饭的时间两人就能消灭一包烟。

终于,在采访结束那天,朱丁获得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也收获了偏头痛,平均每月发作一次,视甲方需求的恶心程度区分疼痛等级。

迈入中年之后,偏头痛发作的诱因莫名增多,咖啡也成了万恶之源。

朱丁认为这是影视行业对他的间接伤害,“不在咖啡厅、在奶茶店里聊项目,这像话吗?”

正如同此时此刻,北京大街小巷因春节将至而格外冷清,但这家咖啡厅依旧是人声鼎沸。

隔壁桌的女孩先是举起手机在落地窗前自拍了一张,然后开始和面前的人吐槽:

“他昨晚发给我的那是什么东西啊?等了他一周的分集大纲写得像屎一样,他也真好意思开口要一集8万!”

我和朱丁对对眼神,他努努嘴小声说:“这一片,除了编剧、导演就是制片人,再边缘的也是个影视自媒体博主。”

没想到,走进这个咖啡厅就是走进“影视圈”的第一步。

对着眼前装蛋糕的空盘子,朱丁突然回想起这是他来北京的第20个年头。

他在北京住过7套房子,其中有4套在常营,朝阳区最东端,再坐两站就是通州,“混得惨点的就住燕郊。”

搞影视就是搞圈子,顺着地铁六号线,我决定和朱丁去电影人圈子——常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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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丁在常营居住的小区

朱丁所在的小区离地铁比较远,房租也相对便宜,5000块的一居室已经是他能力范围内性价比极高的选择。

小区很大,宠物狗含量极高,一路上遇见5、6个狗主人都和朱丁打招呼。

朱丁说这些都是“狗友”,狗狗们一起玩得好,主人们也就自然成了朋友,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搞影视的。

圈子总是很小,狗友、编剧、演员,大家被各式头衔包裹,却还是一转头又相见。

朱丁给我指了指一个女孩:

“刚才过去的那个边牧主人,她男朋友是个童星,前两天发了合照,我越看她男朋友越眼熟,在豆瓣上一查才知道,他是我第一部电影的主演,当时还是个小男孩。”

虽然同在一个小区,当年的小男孩已经买了房子,而朱丁仍是一个租客,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工作朝不保夕的朱丁还没敢动过买房的念头。

放眼偌大影视圈,没有比“编剧”更基层、更自由的工作者了——失业是常态,有工作反而是一个意外。

大多数时间,朱丁都在等待身为制片人、导演的朋友介绍项目,在没有任何酬劳的情况下提供几千字剧本思路,然后开始等待项目启动,或者等待项目无疾而终。

朱丁对此的看法是:

“很多制片人并不知道自己期待什么样的作品,判断项目的眼光也并不尖锐。反过来,全都要求编剧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平,片子赔了全是编剧的锅。”

据朱丁所说,市面上90%的编剧都叫“定金编剧”——靠拿项目总额的10%定金活着。

朱丁原本有一个一起创业经营编剧工作室的师弟,2年只拿到了4份定金但没有一个成功项目之后,就去改行写剧本杀了,靠着当时剧本杀的热潮,师弟现在已经在天津买了房。

相比之下,从大学开始写了近20年剧本的朱丁依旧可以用“贫穷”来形容。

他最怕生病,由于没有社保和医保,自费挂号要50-70块,这对于收入不稳定的朱丁来讲,是一笔舍不得花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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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丁16岁那年就不上学了,“觉得跟那些人在一起学不到什么”。

“那些人”指的是那所二流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其中有些人,从出生开始,已经认识一辈子了”。

在学校里,他始终是“最不受待见”的那种小孩,他会在英语课上公然指出老师的语法错误,在老师用蹩脚普通话读课文的时候给老师提意见。

这种不圆滑与生硬伴随他直到成年。

在每次参加与制片方的合作会议前,朱丁总会接到合作伙伴的群待办提醒,“不要上来就说别人的剧本low、项目差!对方是爸爸!爸爸会给钱!”

“他们明明也知道自己很烂啊,为什么我不能说?我又没说他们不赚钱。”朱丁不服气。

朱丁创作的剧本曾被递到一个“大佬”手上,这位制片人40出头,已经有了几部分账千万的作品。

他看重朱丁写剧本的能力,想把他招入麾下,于是提议让朱丁先帮忙改编眼下一部网络小说的影视剧本,朱丁当即给出了回复:

“那小说写的也太烂了吧,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必要在它身上耗费精力。”

对于这种自杀性行为,朱丁毫无知觉,但据在场的合作伙伴转述,他们当时只想夺门而出。

事后,大佬当然没有再搭理过他们,而大家也决议朱丁在之后的合作上只负责讲内容,“不能再得罪人了”。

也算是大佬宽宏大量,没在圈子里写大字报给朱丁“使绊子”,多少让他免于一场来自影视行业的“毒打”。

不过要说毒打,朱丁人生第一次挨打也跟影视有关。

那一次,初二的朱丁日夜抱着电脑,在那款名叫《模拟人生》的游戏中,他第一次撰写了自己创建人物的人物小传:

“男,20岁,英俊潇洒,孔武有力,梦想是成为游戏设计师、导演或者一名将军。”

过分的想象致使朱家当月网费达到了惊人的600块,气得朱父抄起了拖鞋。

再往后,游戏设计师的念头随着高中的文理分班而烟消云散,和平年代也不再需要一位将军,导演逐渐成为了朱丁唯一追逐的选择。

他决定不读高中,从黄土高坡上的老家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旁边蹭课,15岁的朱丁自此成为一名北漂。

自学电影的时候朱丁的态度就像一个传统的好学生。

他每天早起上课,制片、编剧、摄影、录音,感兴趣的课他都去学习,豆瓣阅片量4000 也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底子。

在有了一定的学习基础后,他开始向《看电影》杂志投稿,先是翻译国外影评人的文章,然后是自己的拉片心得,之后是对某一电影元素的研究和探讨,所有这一切努力让他最终进入了北京一所影视院校,那是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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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丁书架上的电影书。在他读书进修的时候,很多海外的优质电影类图书还未被国内引进和翻译

但据朱丁所说,他那时之所以如此奋进,只是希望能在大学里面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位。

在北京,朱丁租的第一个房间是和房东住在一起的,老房子,隔音不好,那个在老家有妻有女的中年房东经常会带一些陌生女人回到这个出租房。

“一般先讲价格,”朱丁说,那个男人总是讨价还价,然后在进入正题后就开始大声播放歌曲,“总是SHE的《热带雨林》,我现在听这歌都想吐。”

后来,朱丁把这段经历拍到了他的大学作业里。

\"大学期间?大学期间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和你们的大学一样啊。”朱丁有些排斥回忆大学期间的陈年往事。

电影学院里的男生女生都抱着一股“出名要趁早”的原生焦虑。

每当有圈里混得小有出息的校友回访时,同学们都会积极踊跃地涌上台前,抛出一些试图展现思想深度地提问,以期自己能被注意到,然后被学长甚或导演挖走当助手。

“为一次不可能存在的自我展现煞费苦心”,朱丁这样形容道。

就在这种格格不入的气氛下,朱丁享受了人生中最有前途的一段日子,但毕业就意味着好日子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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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多数学电影的人一样,朱丁毕业后就被迫转行了。

他先是去了广告公司做影视策划,听起来是他该做的,但实际上“只要会造句,是条狗也可以”。

面试时说的创意、激情、梦想,在工作中一个也用不上。

他写的第一个广告剧本关于一瓶牛奶,朱丁认真设计了30秒视频内一家三口的人物背景、性格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得到的前辈回复是,“你以为你拍电影呢?”

之后的4年里,朱丁经历过多家甲方的洗礼,已然开始对这份不需要创作意愿和能力的工作得心应手。

每天流程化地开会——分析产品、做PPT、竞标,他甚至有了自己的team(团队)。

那几年他日子也过得很滋润。

那是2013年,朱丁26岁,北京打工者月均工资不到6000元,他自己每月就能拿1万元,做成一个项目还会获得相应的提成。

有一回他很大方地奖励了自己一块百年灵手表,价值5万。

与此同时,自媒体公众号逐渐在文艺工作者和小资青年当中风靡开来,朱丁很多搞影视的同学和朋友也纷纷做起了影评号。

他没有跟着去凑这个热闹,因为私下里,他发现自己很久都没有那种“看完一部电影后想要一吐为快的感觉”了。

在豆瓣上,他的最后一篇电影长评停留在了2013年8月17日。

那时朱丁的创作完全被品牌形象、利益、亮眼这些词语裹挟着,“魔性”“洗脑”“记忆深刻”是最低目标也是工作法则,但这并不是一个影视从业者打心里能接受的。

胸怀电影梦却被工作严重透支了自我输出的能力,朱丁认为这种牺牲实在没有必要,最终退回原点,创立工作室专职写剧本。

刚辞职的那段日子,朱丁兴致勃勃,每天约见不同的导演、制片、影视策划,他们的名片上无一不顶着金光闪闪的头衔,自我介绍里面总有几个特别牛逼的项目名字,朱丁对这些华而不实的表象照单全收。

他努力在每个人面前表现自己,而表现方式就是绞尽脑汁提供最好的创意。

“我真傻,真的。”每每想到当年,朱丁不免痛心疾首,宛如警方蓝色通报中的电信诈骗受害者,愚蠢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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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项目参加一个又一个电影节,这是朱丁他们影视人的常态

项目洽谈往往以小编剧的自我介绍开始。

坐在桌子对面的大佬则不紧不慢地透露自己有个项目在准备,主题定了,但还没选好人接手,自己的建议是给有想法的年轻编剧一些机会。

面对这样的橄榄枝抛来,彼时还是年轻小编剧的朱丁跃跃欲试,短暂而激烈的头脑风暴,一个个想法喷涌而出。

但对方依旧表现得波澜不惊,抬眼看一下时间后表示,要回公司开会了,下次再找时间细聊,从此在小编剧的世界里失联。

现在已变成行业“老油条”的朱丁解释道,回公司开的这个会,多半是选题策划会。

实际上,离开小编剧视线范围的下一秒他们就紧急打开Word文档开始速记,同在文档里的一般还有从另外几个小编剧那里嫖到的思路。

在2017年,30岁的朱丁终于接到一家业内爆红的影视公司邀约,改编一个热门IP。

对方表示希望可以先看看大纲和人物小传,之后再继续沟通后续工作,时间限定在一个月。

这一阶段没有任何金钱和署名上的承诺,但这却是影视圈里的常规操作。

对缺少机会的小编剧们来说,免费的试稿有可能是通往大项目的钥匙,没人会拒绝。

朱丁通宵达旦,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了所有内容,却在第二天就被告知这个项目已经交给了某个明星的工作室负责,公司领导决定的。

朱丁愤懑无比,但也无可奈何。

几个月后他和圈中好友吃饭,两人抱着一肚子怨气开始对影视行业吐槽,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这同一家公司、同一个对接人,最后发现两人连项目都是同一个。

“鬼知道他们还找了多少人免费试稿,最后不过是给内定的大佬陪跑。”

那天的吐槽大会因此结束,两人都因自己小透明的身份而感到或多或少的凄凉,以致于连怒火都浇熄了。

“我们一般都默认做电影的人家里都很有钱,因为没钱的话肯定活不下去。”

专职做编剧的那两年,朱丁住去了燕郊。每天中午在沙县点两份炒河粉,其中一份留着晚上吃,因为这样可以省点外卖钱。

那几年朱丁原创的作品被递给了不少人,但在好评过后总会紧跟着一句“就是过审太难了”,便没了下文。

但所幸,也有老板想要试一试他的业务能力,发来一篇命题作文,创作一部网络电影。

那是个11月,朱丁怀着“赚一笔过年钱”的想法接下了这个活,谁知道会赚4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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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上线一年后,圈里人都在传“朱丁那小子混出来了,赚了4000万”,甚至传到了朱丁的圈外女友耳朵里。

他的女友一头雾水,但心里又莫名激动,当下发微信给朱丁:

“你不要隐藏了,我都知道了” “你是不是去年挣了四千万没告诉我”。

“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平安、千万要幸福?”这是朱丁的第一反应。

朱丁确实赚了4000万,但那是替别人赚的,“编剧一般只收一笔钱,剧本费,在开拍之前就打过来了。”

早在两年前,朱丁就已经收到了来自这“4000万”的收益——5万块,之后这部网络电影成为平台爆款、点击率极高、为制片公司狂赚,这些结果和影响看似和朱丁密不可分,但实际上又与他毫无瓜葛。

紧随4000万而来的是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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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出4000万大戏的之前和之后,朱丁的工作台一直都是阳台上这张小破桌子

所谓网络电影或者观众俗称的“网大”,受众多是那些本就不肯花钱进电影院的人,看电影的追求也不过就一个字,爽。

制作方也从后台统计的数据推测出来,网络电影的观看时间都是碎片化的,可能一部电影会分好几次看完,所以给朱丁的要求也是故事情节简单粗暴、不用过度缜密,同时还要有源源不断的视觉刺激。

在创作这部网络电影前,朱丁想的不过是“混口饭吃”:“大部分网络电影是没有人看的”,他私心希望自己创作的这一部也是越少人关注越好。

朱丁显然并不认同自己“网大从业者”的身份,然而看着与日俱增的点击量和播放量,他感到了焦虑。

朱丁开始频繁浏览电影下面的评论和弹幕,“编剧是脑残吧”、“什么鬼东西”、“毫无逻辑可言”,这些意料之中的评论扑面而来。

电影创作者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它可以让从业者最简单、最直接的了解到每个观众的看法,不想了解也不行,一种公开处刑。

“大部分人的工作是有糊弄的余地的,最差的结果就是工作失败、领导骂你,但我不行,全世界都会骂我。”朱丁很难过。

一部作品的质量会受到各个方面影响,题材、剧本、经费、剪辑等等,而批评与评判往往最终都会聚集在编剧、导演和演员身上,这些因素最显而易见也最直接的进入观众的视野。

4000万的网络电影票房和分账,对于朱丁来说不过是盖在影视市场大萧条背景上的一块遮羞布。

各大平台投资的影视项目逐年减少,工作机会显得格外宝贵,对于朱丁这样的影视编剧来说,“烂剧”也是生存的机会。

暂时抛弃掉理想和追求,去解决掉基本的生计,这是一个非常可悲但确实无法反抗的社会法则。

由于过多的观看量,这部电影在豆瓣也有了评分,“我每天都上豆瓣看一下”,最终电影的分数稳定在4分左右,朱丁感到崩溃。

在部分从业者的心里,豆瓣分数基本可以衡量一部电影的品质,朱丁也习惯在每次看电影前他先上豆瓣看看电影的分数。

以往他看到6分的评分都会觉得这电影不用再看了,想不到如今迎来一种巨大否定的人竟然变成了自己。

不过事后,朱丁也反思了自己从这部4000万作品收获的益处,“以前出去开会别人都叫我小朱,现在大家都叫我朱老师”。

除了称呼的改变,朱丁的身价也涨了一番,这意味着5w的编剧费在下一部作品可以达到8-10w,工作机会也会增多。

我问朱丁,这样算不算生活有了保障,朱丁想了想,“买房的话还是有点距离”。

朱丁现在仍在继续创作他想写的剧本,并尝试推动它们,让它们真正成为一部部走向荧幕的电影作品。

而关于那部4000万的网络电影,朱丁最大的希望是把自己出现在其中的名字替换成艺名,因为虽然赚了4000万但豆瓣评分只有4分左右,这对于一个电影工作者来说,总归是没有面子的。

版权声明:番薯 发表于 2022-05-13 8: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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